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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秦以来的传国玉玺,为什么在宋以后的历史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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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元 于 2019/6/4 1:36:0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文|孙见坤

    本文是应欲破禅用户的提问而撰写。秦以来的传国玉玺,在宋之后的历史上默默无闻,与政治思想的演变有关,这个过程,体现了王朝合法性建构方式从“天命论”转向“绩效论”,但是这并不是好事。


    想提问的同学请去此贴,我们每月汇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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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和氏璧的虚假传说

    如果要评选出一枚古往今来最知名的印章,那么非秦始皇的传国玺莫属。

    虽然今天多数人在提到传国玺的时候,都以为它是用那块著名的和氏璧雕琢而成的。但其实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传。

    

    完壁归赵的传说

    首先我们要知道和氏璧既然叫“璧”,那就要符合“璧”的固定形制,必然是圆形且中间有孔。要将这样一个玉璧雕琢成一枚方形的,而且上方有印纽的御玺,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秦汉时期的御玺都不大,从出土的汉印实物与封泥来看,传国玺的大小差不多应该在4到5厘米见方左右。为了要这么点儿玉料而毁掉价值连城、天下闻名的和氏璧,怎么想都觉得亏得慌。事实上,在汉朝人的记录中,都明白无误地写着,传国玺是用咸阳附近出产的蓝田玉雕成的。

    蓝田玉自春秋时代起就是流行于贵族间的名玉,秦始皇选用它来雕造传国玺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么为什么又会传出传国玺是用和氏璧雕成的说法呢?目前所知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北魏宰相崔浩。然而,崔浩虽然贵为宰辅且学问淹博,但他从未亲眼见过传国玺,因为当时传国玺在南朝。所以,崔浩的这个说法应该是来自于当时种种神化传国玺的传言。

    相比于玉料的来源,传国玺的印文更是疑点重重。目前大家最为熟知的印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字。但除此之外,在唐以前的史籍中,对于传国玺的印文却还另有着好几种记载。

    例如东晋孙盛的《晋阳秋》、徐广的《晋纪》中记载的印文是“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记载的是“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南朝沈约的《宋书》中记载的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唐代官修的《晋书》、《隋书》所记与《宋书》相同,唯有李百药在《北齐书》中记载的是“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按理说传国玺只有一枚,那么流传下来关于印文的记载也应该一致才对。但现实是,我们目前至少能看到四种不同不同的记载,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个解释。

    第一种可以从传国玺的用途解释。因为传国玺虽然名为御玺,但基本上不用来钤盖,而是作为皇帝身份的象征。秦始皇另外刻制了六枚御玺用于日常工作需要,此后这套六玺制度一直沿用了近千年,这六枚御玺分别是:

    皇帝行玺——册封诸侯及任命官员用之。

    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用之。

    皇帝信玺——发兵用之。

    天子行玺——征召大臣用之。

    天子之玺——策拜外国事务用之。

    天子信玺——事天地鬼神用之。

    因而,大臣们极难见到传国玺的印文,他们对于印文的记载也只能是从各种记录与传说中辗转而来,中间出现一些差别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至于第二种解释就比较骇人了,那就是真正的传国玺早已随着汉末动乱而毁灭,后世君王们为了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正统所系,因而伪造传国玺以欺天下。各家伪造时选用的文字不同,因而有了不同的记载。

    二、三国争霸时的隐约光芒

    传国玺的流传过程,在东汉末年之前还是比较清晰的。汉元年十月,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道旁,献上玉玺、符节,传国玺自此落入刘邦之手。西汉末年王莽篡汉之际,王莽派堂弟安阳侯王舜去向姑母王政君索要传国玺,王政君气愤之下将传国玺扔到地上,从此传国玺磕掉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

    

    王莽

    王莽覆灭前夕,他带着传国玺等物逃到渐台,被商人杜吴所杀。之后绿林军将领李松、邓晔入长安城,传国玺为李松所得,李松又将其送往南阳,献给更始帝的大司马谢禄。之后更始帝被赤眉军所掳,传国玺落入放牛娃皇帝刘盆子手中。建武三年,刘盆子降于刘秀,传国玺再次回归汉室。然而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国玺的流传过程就逐渐传奇化了。

    《文献通考》中曾经总结过传国玺的流传经过,而这也是目前最常见的说法:东汉末年外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不料事机泄露,何进被杀,袁绍随后又带兵入宫大杀宦官,宫中大乱。张让、段珪劫汉少帝和陈留王(后来的汉献帝)出逃,仓皇间不及携带传国玺。

    后来张、段两人被杀,少帝回宫后找到了六玺,但传国玺却消失不见了。而当董卓将汉帝劫往长安后,孙坚在洛阳皇宫旧址的一口井中找到了传国玺。孙坚得到的这枚传国玺后来落入袁术手中。

    袁术称帝不成,荆州刺史徐璆又从袁妻那里夺来传国玺,献于曹操,曹操又将其献给汉献帝。曹丕篡汉后传国玺归魏,一边被刻上“大魏受汉传国玺”七字。西晋篡魏时,司马炎照葫芦画瓢,并将传国玺与刘邦斩蛇剑定为西晋两大国宝,存于洛阳武库之中。

    

    利令智昏的袁术

    西晋永嘉五年,王弥入洛阳,捕获晋怀帝,同时夺得传国玺,献给了刘聪。随后传国玺又相继落入石勒、冉闵等人手中。石勒在传国玺的另一边刻上了“天命石氏”四字。冉闵死后,其大将蒋干向东晋求援,结果非但没有得到援救,手中的传国玺还被濮阳太守戴施给骗走了,并于兰亭雅集的前一年护送到了建康。此后传国玺一直留在江南,历经晋、宋、齐、梁四代,侯景之乱时被其夺走。

    侯景败亡后,将传国玺交给了他的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命其将传国玺沉入长江。但赵思贤并没有遵从侯景的指令,在京口过江时遇到强盗,混乱中将传国玺丢到了草丛中。到了广陵之后,赵思贤将此事告诉了投降北齐的侯景旧部郭元建,于是郭元建从草丛中寻得传国玺,并将其献给北齐高氏,之后又传给北周和隋朝。

    而到隋朝灭亡时,隋炀帝萧皇后携传国玺逃奔嫁给突厥可汗的隋义成公主。贞观四年,李靖攻灭东突厥后,萧皇后返回中原,并将玺献给唐太宗。唐亡之后,传国玺又为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所得。

    公元936年,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由于玉石在高温下会被烧裂,传国玺可能自此彻底毁灭。

    但是这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很多地方却不能不令人起疑,比如少帝回宫后何以其他六玺具在,唯有传国玺消失?这看上去更像是为了宣扬汉室气数已尽而制造出来的故事。

    而在其他一些记载中,孙坚从井中找到传国玺一事还有着更为传奇的细节,说孙坚见井上有五色气,井中是一位自尽的宫女,她的脖子上系着一匣,匣中便是传国玺。诸如此类,无非是为了神化传国玺。

    至于赵思贤与郭元建的故事更是令人称奇,不说传国玺的政治意义,单是在乱世之中这么一块美玉扔在草地里没人管,专等着郭元建来找到他献给北齐,就足以令人惊异,仿佛真的有天意在保护着它一样。

    然而,在唐玄宗时期官修的《唐六典》中,却记载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唐六典》卷八“符宝郎”条引徐令言《玉玺记》说:

    “戴施从蒋干手里骗来的那颗传国玺,“历东晋、宋、齐、梁,侯景窃位,为景所得。景败,为将侯子监盗玺走江东,惧追兵至,投诸佛寺,为栖霞寺僧永得之。陈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献。陈亡,玺传于隋。

    ”等一下,那北齐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唐六典》紧接着又引了一段孙盛的《晋阳秋》说:“晋孝武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于慕容永处得玺,乃送建业。其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龙隐起,文字巧妙,一与传国玺同,但形制高大,玉色不逮耳”。之后《唐六典》总结道:“自晋至梁,相传谓之镇玺”,而郭元建得来献给北齐的就是它。

    三、很多赝品混杂在南北朝

    352年,慕容儁攻灭冉魏首都邺城,对外宣传冉闵之妻已将传国玺献给了他,于是即皇帝位,国号大燕,改元“元玺”。可是,如之前所说,冉闵手中的传国玺已经送到了东晋,他的老婆显然不可能再有一颗献给慕容儁。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自己刻一个不就结了。

    然而,四世纪的鲜卑人慕容儁显然不知道秦汉时期玺印与后世的差异,本着皇帝就要最大的朴素思想,造出来了一个14厘米见方,11厘米高的巨型玉玺。自从郭元建将其献给北齐以来,北朝诸君都认为这就是真的传国玺,直到隋文帝灭陈得到戴施从蒋干手里骗来的那颗传国玺以后才知道上当,但是并没有把这颗假传国玺毁掉,而是将它改名为“神宝”,与改名为“受命宝”的真传国玺一同作为隋朝的八颗御玺之二。

    但是那颗所谓的真传国玺果然就是真的吗?

    《玉玺记》中对这颗“真传国玺”的记载是:“方四寸,纽五龙盘”。无论是用唐朝还是晋朝的尺度,这个“方四寸”都比我们之前根据出土文物推定的四到五厘米见方大出太多(晋尺四寸约9.6厘米,唐尺约12厘米)。

    而且用五龙盘踞来做印纽,不但与流传至今的秦汉玺印实物不合,也不符合秦朝的五行德运。秦始皇明确将秦朝定为水德,数用六,色尚黑,就算是要用多条龙盘踞的形象来做印纽,传国玺的纽也该是六龙盘而不是五龙盘。从这两点来看,这颗真传国玺应该也是个假货,只不过是个老资格的假货罢了。

    那么这个假货可能是谁造的呢?现存史料没有相关的记载,但是我们不妨做一猜测:它的纽选择了五龙盘,而“五”是土德的数字,东汉以后,冉魏之前,土德的王朝只有曹魏与孙吴,而孙吴又明显不具备伪造传国玺的条件,因此这颗传国玺极有可能是曹魏伪造的。倘若我们这个猜测成立,那么真的传国玺就应该与我们之前推断的一样,已经毁于东汉末年的战乱之中了。

    传国玺之所以引得众多帝王如此神往,就在于传国玺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正统王朝的一个象征性符号,甚至“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故而“自秦以后,相传以为受命玺。得其玺也,遂传以为真有受命之符”。毕竟正统、德运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必须要有一个实物来证明。因此,没有传国玺的王朝就很尴尬,东晋南渡之初由于没有传国玺,甚至被北方政权呼为“白板天子”。

    但是事情在隋唐时期开始起了变化。、

    四、盛唐风骚玉玺算毛

    我们之前说过,隋文帝平陈之后同时拥有了两颗传国玺,传国玺既然是皇帝恭膺天命的象征,自然不能真伪并存,理应废弃掉慕容儁伪造而且假的过分的那颗。

    然而隋文帝并没有这么做,他反而将其改名为“神玺”,同时将得自陈朝的所谓“真传国玺”改名为“受命玺”,与日常使用的皇帝六玺一起成为隋朝的御玺。

    “神玺”之伪在当时已经尽人皆知,然而非但未造废黜,反而与时人认可的“真传国玺”平起平坐,所谓“神玺明受之于天,传国玺明受之于运”。这一系列的行为已经预示着传国玺的神圣性开始减弱。

    而到了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命人用白玉又刻了一枚印文为“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的御玺,被称作“受命玄玺”。而之前的两颗所谓传国玺依照前隋旧例,一个称“神玺”,是藏而不用的;另一个称“受命玺”,只用于封禅礼神。这颗新刻的“受命玄玺”反被称作“传国玺”,天宝十载,又改称“承天大宝”。

    

    唐太宗自制玉玺

    换言之,唐代文献中所说的“传国玺”很多时候指的其实是唐太宗刻的这一颗。有学者认为,朱温灭唐时所得到传国玺、李从珂抱着自焚的传国玺其实是这一颗,而之前的两颗神玺与受命玺可能在此前的几次大乱中就已经毁灭了。

    可以说,从唐朝开始,人们,特别是统治集团上层对于传国玺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即由争夺旧有传国玺逐渐向公开制做自己的传国玺演变。此前虽然也有伪造传国玺的政权,但还是偷偷摸摸,对外依旧谎称是得自于前朝。而唐太宗公开下令制做“受命玄玺”,且以“传国玺”呼之,并将时人视为“真传国玺”的受命玺排在慕容儁伪造的神玺之后。

    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含义就是李世民他们,不再认为大唐的正统性与自己的天子之位需要靠一颗几百年前的印章来证明。当然,李世民也有这么想的底气。而对于神玺与受命玺的尊崇,更多只是出自于一种传统的惯性,以及政治上的利用。

    因此,当李从珂抱着唐朝的传国玺自焚之后,后续的新王朝没有再去寻找传国玺,也没有赵思贤、郭元建那样的人出来献传国玺。

    五、两宋风物重器是宝

    儿皇帝石敬瑭登基时自己刻了一个,不过后来也被他的契丹爸爸拿走。于是后周太祖郭威只好自己做了两颗玉玺作为传国之用,一枚刻“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一枚刻“皇帝神宝”,连印文都不再模仿传国玺了。

    后来这两颗玉玺归了北宋,宋太祖又刻了一枚“大宋受命之宝”,宋太宗加刻了一枚“承天受命之宝”。自宋真宗起,每位皇帝即位后都会新刻一枚“皇帝恭膺天命之宝”,称之为“受命宝”,旧的则随先帝一同下葬。

    宋英宗的时候,由于他并非先帝仁宗亲生,曾有朝臣建议他将仁宗的受命宝留给自己用,以示传承。但是英宗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仍然自己另行刻制了一颗受命宝。

    英宗的这一行为,实际上代表了宋代政治精英们的一个多数认知:皇帝受命与否与先帝或前代的玺印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宋人孔平仲的《珩璜新论》中曾记载,仁宗时有宋朝使者前往辽国,辽国以得自石敬瑭的传国玺夸耀,辽国皇帝并有诗云:“

    “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当慎守,世业当永昌。

    ”而宋朝的使者竟毫不在意,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人都对传国玺异常看重的情况判若云泥。

    宋哲宗绍圣三年,咸阳农民段义从地中掘得古玉玺,并于次年正月献于朝廷,哲宗下令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诸官加以辨别。经蔡京等人的“鉴定”为秦传国玉玺(当然是假的),哲宗闻之大喜,命有关部门立刻研究制定一套受宝典礼的仪式细节,并撰写专用的乐章。

    这是“秦传国玺”的名号最后一次出现在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经过研究,宋哲宗定于五月初一日着通天冠、绛纱袍,在大庆殿举行受宝大典,将这颗被认为是传国玺的古印称之为“天授传国受命之宝”。

    之后大赦天下、谒景灵宫、赏赐献宝人及鉴定众官、赐宴紫宸殿,并宣布自六月初一起改元元符。如果自正月献宝算起,这颗印章前后折腾了大宋朝廷将近半年的时间。而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一大庆殿大朝会时,再度举行仪式奉迎“天授传国受命之宝”,并将这一仪式“著为令”。

    为何宋哲宗对这颗来历不明的“传国玺”如此热衷?实际上在段义献玺后三天,就有朝臣认为这东西“恐非秦玺”。而宰相章惇更是直言“秦玺何足贵,但令集议,不过藏天章瑞物库而已”。在他看来,就算这是真的传国玺,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祥瑞而已,大家议论一下,然后往仓库里一扔了事。

    但是宋哲宗并不这么看,这时正是他以“绍述”神宗成法为名,打击旧党、清除高太后影响的关键时期。大宋其他皇帝可以不看重传承,此时的哲宗不能不看重。

    为了确立“绍述”政治的合法性,为了追求对自己权力的再认定,也为了对皇权的象征加以强化,宋哲宗都需要这颗历代相承的传国玺。蔡京兄弟察觉到了哲宗的需要,因而在上书中大谈传国玺如何重要,现在的出现是皇上圣德所感,上天授命,“非竭诚尽礼不足以称”。一下就说到了哲宗的心坎里,于是下达诏书全盘接受蔡京的意见。

    章惇遂“不复敢一言”。而在受玺之后,哲宗更是借此大做政治宣传,将天赐神玺与他的“绍述”联系起来。甚至他死后的谥议、谥册、哀册中,都无一例外地将“神玺自出”作为哲宗的重要政绩之一加以宣扬。

    然而,由于这颗玺自一开始就与哲宗“绍述”捆绑在了一起,因而当“绍述”终止之后,它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哲宗死后不过六年,他的弟弟徽宗就将这颗“天授传国受命之宝”废黜不用,自己用羊脂白玉另刻了一颗受命宝。崇宁五年徽宗又用鸟虫篆刻了一颗印文为“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的玉玺,称作“镇国宝”。

    政和七年,徽宗从于阗得到了大玉,又刻了一枚印文为“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的玉玺,称作“定命宝”。靖康之变,所有玉玺均被金人掳走,只有大宋受命之宝和这枚定命宝独存,归于宋高宗之手。后来又连同宋高宗自己刻的“大宋受命中兴之宝”等玉玺,一同归了元朝。领兵攻灭南宋的元朝太师伯颜曾下令将收缴的各国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宋代的御玺可能全数毁于此时。

    

    听琴图,右下角为蔡京

    元朝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与传国玺有关的政治事件,这也是“传国玺”这一名号最后一次在政治中发挥作用。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死后,宗室诸王会集上都,议立新君。

    而主要的皇位争夺者是真金长子晋王甘麻剌和三子铁穆耳,由于二人势均力敌,历经三个多月仍无法确定新君。

    就在这时,御史中丞崔彧将一枚自称是得自木华黎后人家中印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献给铁穆耳的生母徽仁裕圣皇后,铁穆耳最终在重臣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支持下得以继位,是为元成宗,从母亲手里接过了这颗传国玺。此事虽然拿传国玺做文章,但传国玺实际起到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与一般祥瑞无异,甚至还不如。

    不以传国玺为宝,基本可以说是当时元朝知识精英们的共识。例如郝经就说:“

    “近世金亡而获秦玺,以为亡国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为宝。

    ”而崔彧献玺,分明是皇位争夺中的临时加码之举,时人尽知,不再像以前那样将之看作天命所归。翰林学士承旨董文用的话说得相当露骨:“

    “斯玺也,自秦迄今千六百余载,中间显晦,固为不常。今者方皇太孙嗣服之际,弗先弗后,适当其时而出,此最可重者。”

    六、国已不传秦玺何足贵

    此后明清两代,虽然还有过农民在地里挖出所谓“传国玺”的事情出现,但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员,几乎都冷漠以对,既没有人信以为真,更没有人以假当真。不要说宋哲宗那样声势浩大的受玺仪式从未举行过,天启四年临漳农民挖出“传国玺”后甚至都没有正式进献入宫。

    乾隆三年,河道总督高斌献上在疏浚宝应河时所得印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但乾隆却认为“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事后乾隆还写过一篇《国朝传宝记》,在这篇文章里,更是将传国玺贬的一钱不值:

    “若论宝,无问非秦玺,即真秦玺亦何足贵!……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嬴)政、(李)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朕尝论之,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明等威、征信守,与车旗章服何异。德之不足,则山河之险、土宇之富,拱手而授之他人,未有徒恃此区区尺璧足以自固者。

    ”至此,传国玺的地位彻底跌入谷底,不但不再是神圣的天命象征,甚至连与当朝御玺并列的资格都没有。此后,也再也没有人出来献玺,传国玺的名字只出现在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是书场戏台上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传国玺从天命与正统象征的神圣象征,跌落为一个普通古玩旧物呢?说起来其实也简单,就是人们的观念变了。

    七、礼崩乐坏授命无宝

    自东汉以来,由于谶纬神学的发展与影响不断增强,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汉代的历史事实,逐渐形成了一套确立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固定程序。

    这套程序主要有四种,一是符谶,二是五行德运,三是封禅,四是传国玺。皇帝既然是天子,那么也就是上天任命的统御人间的总督。

    符命图谶就是上天给皇帝的任命状,封禅则是皇帝上任后向上天汇报工作,依据五行德运来改服色、易正朔等一套改制工作则是上任必须的仪式,至于传国玺自然是上天给予皇帝的大印。这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实际中,封禅由于耗费巨大,加之又有地理的限制,并不是每个政权都玩得起的。其他三项,基本上只要是在东汉以后宋代以前称帝的人,没有一个不准备齐全的。

    然而从唐代后期开始,事情逐渐起了变化。被陈寅恪视作儒学史上承先启后关键人物的韩愈,曾经写过一篇《三器论》,对传统政治上颇具象征意义与神圣性的三件东西:夏禹的九鼎、周天子的明堂与传国玺,提出了具有鲜明否定性意见的看法。

    韩愈在一开篇就直言:“归天人之心,兴太平之基,是非三器之能系也。”继而又连发三问:

    “子不谓明堂,天子布政者邪。周公、成王居之而朝诸侯,美矣;幽、厉居之何如哉?子不谓传国之玺帝王所以传宝者邪?汉高、文、景得之而以为宝,美矣;新莽、胡石得之,何如哉?子不谓九鼎帝王之所谓神器邪?夏禹铸之,周文迁之而为宝,美矣;桀癸、纣辛有之,何如哉?

    ”韩愈这三问实际上针对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政权或一个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样或某几样具体的实物的话,那么倘若这个实物被独夫民贼用武力抢夺到手,是否就意味着他的统治具有了完全的合法性呢?因此,韩愈在文中反复强调,人心与太平,“非三器之能系也”。

    具体到传国玺,韩愈认为:

    “若传国玺之狂嬴贼新,童心侈意而为之,示既有之,不抵之足矣,称其符瑞则未也。

    ”也就是说,在韩愈看来,传国玺非但不是正统与天命的象征,甚至连普通的祥瑞都算不上,不完全否定它就已经不错了。倘若说,到了宋代,继承了韩愈事业的宋儒们,进一步的否定了传国玺,以及与传国玺相关的一系列中古时期政治符号的正面意义。

    宋儒首先攻击的对象是五行德运说。欧阳修在他的名文《正统论》里,直言五运说为“不经之说”、“昧者之论”,“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除了正面的攻击以外,欧阳修更明言“正统有时而绝”,进而提出了“绝统”这一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创造。

    “绝统”说的提出,从根本上动摇了五行德运说的基础。因为五行德运说的基本观念就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绝。因此即使是五代十国这样在后世儒者看来一无可取的时代,也得矮子里面拔将军找出个正统来。

    这也正是五行德运说最大的漏洞。而如果正统可以中断,那么五行德运自然无法轮转,“绝统”说就是从这个角度彻底否定了五行德运说的理论基础。

    

    五行德运说

    按照五行德运说,虽然也强调“得天下以正”,但这个“正”并不是指手段的正当,而是指来源的正统性。因此历代的德运之争,基本上都是在政权的承继关系上做文章。简单说来,就是你继承的是一个正统的政权,那么你也就是正统。那么换言之,倘若我要将自己的王朝树立为正统,就必须承认被我所取代的前朝是正统。

    承认了前朝是正统,那么前朝的前朝自然也是正统,不管他们多混蛋,都是正统。那么,“正统”这个观念原本所应带有的政治批判性就荡然无存了。同样,儒家原本“诛一夫纣”的革命精神也被消解掉了。

    而经由宋儒对五行德运说的批判与否定,后世对于“正统”的判断更多的是看重获取政权的手段是否正当。从而将王朝的更迭由“奉天承运”的神学政治变成了“居天下之正”的道德政治。

    而正如之前所说,德运、符谶、封禅、传国玺,这四者是中古时期最重要的四个政治符号,而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是谶纬神学。

    宋儒在批判五行德运说的同时,也对谶纬神学展开了更为激烈与彻底的批判否定。而这一批判运动的代表,又是欧阳修。欧阳修的《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被后世史家认为是宋儒否定谶纬的标志性文献。

    在这篇上奏中,欧阳修直接提出朝廷应该出面组织名儒,将唐人所作九部经疏中所引的谶纬内容全部删去,

    “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

    ”宋哲宗时,太常博士颜复又进一步提出,在祀典中也应将谶纬内容全数删去,而且不但谶纬要删,“前古污朝苟制,诸子疑礼,道士醮祈,术家厌胜”都应全数删去。甚至在南渡之后,礼部侍郎刘章还在孝宗时上奏请求删去国史中的《符瑞志》。这些奏请虽然都没有得到实行,但它们表示了宋代士大夫对谶纬神学坚决否定,并身体力行与之划清界限的态度。自宋代之后,谶纬文献几近绝迹,纬学最终完全失传。理论基础既然已经被摧毁,接着德运说又被抛弃,封禅也成为了绝响,那传国玺退出政治舞台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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